唐朝大解密(79)
唐太宗开过目“起居注”之恶劣先河
文/梁迎春
唐太宗晚年犯了很多错误行为,在生活上追求奢侈享受的同时,在政治上的作风也在逐渐改变。疑嫉心理是他的主要问题,满朝文武动辄就问罪,魏征、马周等人的多次进谏就是证明。然而在众多的错误当中,唐太宗所做的影响极坏的一件事,莫过于过目“起居注”了,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
在我们古代,皇帝是无权干涉“起居注”的。这属于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记载着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其名称叫做“起居注”。这项工作由吏官来负责,他们神圣原则就是秉公执笔,不虚美,不隐恶,吏官的这一特殊权利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历来帝王都不过目起居注,以保证吏官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唐太宗为何想起来要看看起居注,是不是自己做事心虚呢?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李世民的功绩众人折服,但他在贞观年间的转变也让众臣看在眼里。从最初的“恐人不严,导之使谏,闻善若惊。”到“渐恶直言,不悦人谏。”这个转变的过程,可见太宗原则的倾向失衡了。一个谦虚谨慎,细心护持国家的好皇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以为是,常临朝矜伐的糊涂皇帝。他的疑嫉心理越来越重,对寒族官僚经常打击,轻则被贬,重则杀戮,就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的一些佐命功臣,也未幸免。李世民出征时,有人诬告房玄龄,房玄龄被解职回家,后由诸贤良出面才得以复职。
当太宗的这些错误行为暂露头角时,魏征、马周等人就开始及时进谏,希望太宗恢复贞观初年的作风,但太宗听取大臣的意见非常勉强。贞观十六年,太宗突然想起要看看起居注,遭到了大臣们的劝阻,因为从未听闻帝王关注起居注的。可是太宗心存疑虑,当吏官说到善恶皆记时,更是激起了他看看起居注的欲望。可又碍于面子,实在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于是将这件事搁浅,没有看成。
时隔一年后,李世民坚持以看看起居注,可知前日之恶,可以律己为借口,依然遭到了诸贤良之臣的劝阻。但太宗这次态度非常强硬,非要看起居注不可,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就是这样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吏官的“载笔天下,不敢不记”的神圣职责训言起居注,顺其自然的转为“笔下有情”了,见祸不避能有几人呢。
太宗此举可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是后代子孙效仿此法者多也,善恶美丑扭曲在希风顺旨之间。写到这里起居注,笔者不禁要问:大唐历史,还有信史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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