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就设置了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史官,其出现和发展有相当长的历程,名称和类别也随之演变,通常分记录和编纂两类。史官的责任是记录历史,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有“秉笔直书”之说。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国家的根本,其中专门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史官,他们随侍帝王左右,记录其生活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对记录他本人的起居注,是没有观看权利的。而起居注, 则是日后按时间顺序编写这位皇帝“实录”的主要依据,也是后世编写正史的重要资料。
我国从商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制度,专门记载帝王言行。最早的起居注出现在汉代,由宫中女史执掌;汉武帝时已有《禁中起居注》,东汉马皇后还自撰有《显宗起居注》。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实录》、《梁元帝实录》等。
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史官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史馆于门下省置起居郎起居注,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现存最早一部完整的实录是唐代韩愈编纂的《顺宗实录》。唐代开始,为前君纂写实录成为定制,但是明代以前历代皇帝的实录大多都已佚失。因为实录只有抄本存于宫中,并不刊刻,也不公布,现在流传下来较为完整的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
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史官,坚持“信使”原则,如实地记载了帝王的言行举止,并因此受到了迫害或诬陷。这是因为不少帝王对史官的监督,既憎恨,又害怕的缘故。
《春秋经传》载: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杀死国君光,当时的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后,便杀太史,太史的弟弟又写上原话,又被杀;太史的二弟又写上,崔杼知道不能更改,才赦免了他。
《晋书》载:东晋中叶,史官孙盛作晋代史书《晋阳秋》,如实记下了桓温北伐前燕,在枋头遭到惨败的经过,大司马桓温看了后恼羞成怒,竟以“灭门之祸”相威胁,要他删改这段史实,但孙盛始终不为所屈。
最可笑的是东晋的桓玄,刚篡位三个月,就被刘裕讨伐而西走江陵,逃亡路上他看了史官记的起居注很不满意,干脆自己信笔涂鸦,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反其节度才兵败”,写毕将他的起居注“宣示远近”,可没几天就兵败身亡。
《资治通鉴》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算得上一个明君,但却认为司徒崔浩主持编写的《国史》,“暴扬”了“国恶”,使皇家面子很不光彩,一怒之下,竟然冤杀了崔浩。
由于起居注将皇帝的一言一行、美善丑恶全部记录在案,所以爱惜名声的皇帝们对它甚是在意,很担心自己的劣迹会载入其中,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某些皇帝也会打起违规翻阅并篡改起居注的念头。
《资治通鉴》载起居注,唐贞观十六年四月某天,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问道:“你近来又主持起居注,里面记了些什么呢,我可以拿来看看否?”褚遂良婉言劝阻说:起居注“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还没听说过君主可以自己随便看的。唐太宗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尽管作为鼓励直言,建立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最终要求史臣以公正严谨的态度,“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后人也赞叹他的胸襟气度和求实精神。但依然留下他貌似是通过一道圣旨,强行看了自己起居注的传闻,因此坏了规矩。
《资治通鉴》还载:唐中宗时的史官吴兢撰写《则天实录》,其中涉及到宰相张说的不光彩事,张说暗地里祈求吴兢修改,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及宋,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苑弹鸟雀,一官员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听他所奏的是平常小事,怒问其故,那官员说:“臣以为尚急于弹雀。”赵匡胤怒上加怒,用斧头柄撞击他的嘴巴,竟将两颗门牙敲下来。官员慢慢弯下身,把牙齿拾起来,放在怀里。赵匡胤问:“汝怀齿,欲讼我耶?”回答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宋太祖听完官员的话后,赶紧赔礼道歉。
自此之后,宋太祖便不再弹鸟雀,悉心治国,宋朝开始迎来盛世。不仅如此,他还留下遗训,要求后世子孙优宠文人士大夫,不得杀害上书言事之人等。
直至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起居注制度仍然保留。为防止皇帝查看或篡改起居注,宫内葫芦井旁,钉立了宋先朝的金字大牌,上面写道:“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这里附近的宫殿,可能是保留起居注的场所。
南宋记载皇帝言行的女官,名“内夫人”,“每日轮流上人,侍帝左右”,把皇帝的日常作为记载在一卷纸上,而且“旋书旋卷”,不让皇帝本人见到所记载的内容,可见保密制度之严格。傍晚“封付史馆”内保存。内夫人们“别居一室”,宫门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这也是为了防止皇帝日有不规,借故威胁、利诱“内夫人”,不让其如实记载,或者要其修改起居注等舞弊行为的发生。
清朝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他“少年无赖,好 饮酒击剑”,加上性格喜怒无常,因此康熙不大喜欢他。康熙曾说过:“四子性格喜怒不定。”这句话在康熙四十九年的《实录》中也载了上去。后来胤禛登基,仍对这句话耿耿于怀。有次他对实录馆总裁张廷玉说:我少年时性格不大好,皇父曾责我“喜怒不定”,但我后来改正了。你可在今后实录中说我现在言行非常小心,一喜一怒 是慎之又慎。
起居注记录皇帝会见大臣们的情况时,涉及军事机密一类不能让外人所知的,一般只会在事后再补录上去。皇帝毕竟不是常人,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性,所以在私生活方面,必须详细记录。明代的万历皇帝,不想承认临幸一个宫女而生下的孩子,引发“国本”纷争。当时的李太后就拿来了起居注,解决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
于健康而言,古代帝王的权力和地位至高无上,尽管有优厚的物欲享受,但如果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及有效的卫生保健监督,身心健康难免受到损害。对此,除身边大臣的谏止、专职御医的提示和皇室亲友的关心外,起居注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皇室中礼仪等制度的制约,尤其是起居注制度,对帝王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言行,无疑形成了一种监督力量和约束力。臣僚对帝王的无理妄为,往往举出史官将记载他们的丑陋行为相劝告,借以制止帝王不健康的言行。这等于身边有个时时盯着自己的人,多少会起到“警戒人君”的效果。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天之骄子”的帝王,若一味我行我素,不寻求外界监督,自我保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折寿短命也就在所难免了。
毫无疑问,尽管有耿介之士按实录原则,记载君主言行而暴露“恶行”以戒后人,但也仅能对那些“明君”起作用。而历史上的皇帝并非个个都是明君,也有不少实录是为君主歌功颂徳的。尤其碰上桀纣之君,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史官不敢如实记录,皇帝也不当回事,起居注就如形同虚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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