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犯罪者使用的五种刑罚手段的总称。有关五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流宥五刑”。“帝曰：臯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又《大禹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谟》还记载，有一次臯陶问禹：“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说：“女言致可绩行”(《史记·夏本纪》)。五刑的具体名称，见于《尚书·吕刑》的为：墨、劓、剕、宫、大辟；见于《周礼·秋官·司刑》的为墨、劓、宫、刖、杀。
墨是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刺刻后并涂以墨的刑罚。战国时秦称墨刑为黥刑。商鞅就曾经因为太子犯法而“黥其傅师”。后来黥刑在秦被广泛运用，并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汉文帝除肉刑，黥刑被废。五代后晋石敬瑭恢复黥刑，改称刺字，并与流刑结合使用阴刑，称为刺配，沿用至清。刺字的对象、部位、形状各代不尽相同。宋代犯盗罪，刺环于耳后；处徒刑、流刑的刺方形；处杖刑的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元代对汉人、南人犯盗窃罪者，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颈项，蒙古人有犯者不刺。明《大明律序》规定，“除党逆家属”外“俱不黥刺”。清代法定满人轻囚不刺，重囚刺臂，汉人一律刺面。刺臂在腕之上，肘之下；刺面在鬓之下，颊之上，大小一寸五分见方，画阔一分半。罪名与发配地点分刺在左右两颊。
劓即割掉鼻子。劓刑在周代适用的范围甚广，史称周初“劓罪五百”，至穆王时增至千条。春秋战国时期，劓刑仍被沿用。《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公子比为王……使观從從师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归复所，后者劓’。”秦孝公时， 商鞅之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史记·商君列传》）。劓刑在战国及秦也用作惩罚士兵的刑罚。《商君书·境内》载，凡攻城之战，兵士如“不能死之，千人环，赌谏黥劓于城下。”劓刑有时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如《秦简·法律答问》载:“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汉初亦沿用劓刑，文帝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始以笞刑代替劓刑。但直至南北朝时，劓刑尚间或使用。隋以后不见于刑典，唯金国早期对于犯重罪的赎刑者，仍要割掉鼻子或耳朵，以别于一般平民（《金史·刑法志》）。
剕即断足，也称为刖刑。刖刑在春秋战国时普遍施用，文献中有很多记载。齐国由于受刖刑者多，曾出现“屦贱踊贵”的现象。踊就是义足。楚国敬献和氏玉的人，就是被楚王先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自魏晋以下，律典中已无刖刑的规定。但间或亦有实行刖刑者，如唐初一度以断右趾作为减死罪的刑罚。
宫刑是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刑罚。女子幽闭，古有两说。一说为禁闭于宫，另一说为用棍棒椎击女性胸腹，使胃肠下垂，压抑子宫堕入膣道，以妨交接。宫刑最初用以惩罚淫罪，后来也适用于所谓谋反、谋逆等罪，并扩大到连坐的犯人子女等。汉代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例如司马迁。
大辟即死刑。由于它是最重的刑罚，也称极刑。从消灭罪犯的生命来说，死刑采取何种方式，其结果都一样；但在实行酷刑制度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往往因犯罪主体、被侵害客体和罪行轻重的不同，处死的方式也不相同。先秦时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踣、罄、轘、辜等。战国及秦，又有凿颠、镬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汉初以腰斩、弃市、枭首为主。北魏有轘、腰斩、殊死（断头）、弃市四等，后改为枭首、斩、绞三等。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五代和宋大抵仿效隋律，此外，有不载于律书的凌迟。
五刑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就开始有了刑罚。汉应劭《风俗通》说:“夏禹始作肉刑。”《国语·鲁语上》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说明禹已开始用刑罚手段，惩罚迟到的防风氏。《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汉书·刑法志》也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刑罚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商代的刑罚则略详于夏代，墨、劓、剕、宫、大辟等在古文献和甲骨文中都有记载。西周的刑罚制度，据《周礼·秋官》说：司刑之职“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这是周初的情况。到穆王时期，由于阶级斗争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于是命甫侯“作修刑辟”，定：“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这次修订比原来增加了500条，但五刑制度未变。从文献资料看，西周已较普遍地施行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
西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以及缓和阶级矛盾，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曾宣布废除肉刑，以笞、杖来代替。虽然终汉之世，肉刑并未真正废除，但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五刑制度阴刑，已开始发生变化。封建地主阶级从他们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即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使其保持劳动能力，比单纯地切断肢体、割裂肌肤更为有利。所以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不断有关于除、复肉刑之议，并对原有的五刑屡加更定。至北齐，已确定鞭、杖、耐(后为徒刑)、流、死为五刑。到封建制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商周以来的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制度，终于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
这是中国古代刑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的阶段。新的五刑制度直至明、清沿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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