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俄苏文学——给蓝英年[7]的信
英年同志：
近年在报刊上陆续读到您的文章，接着又看到您的三本文集《寻墓者说》《青山遮不住》和《冷月葬诗魂》，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您在短短几年里写了那么多有调查、有分析、有研究的文章，真是难能可贵。我们都是从事俄苏文学工作的同行，尽管各人的经历和侧重点不同，但应该说我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的感受，因此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从十五岁起开始在上海学习俄语（那是1938年的事），当时没有什么俄文学校，也没有什么函授学校或广播学校，主要跟一位中年俄侨太太个别学习，每周只去她家上课一次。当时中国没有一本俄汉词典，也没有一本俄语语法书，唯一的教科书是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津梁》，学习的困难可想而知。就这样我在中学读书期间学了几年俄语。后来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他看到我这个中学生在刻苦学习俄语很关心，主动给了我不少帮助，帮我解答疑难问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8月20日，当时上海地下党以姜椿芳同志为代表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主要向中国读者报道苏德战争情况，发表战地通讯。姜椿芳要我替《时代》周刊译些稿件，我欣然同意，就在课余做起翻译工作来。当时中学功课并不繁重，我有时间继续学俄语，同时做些翻译。第二年，又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也替它译了些短篇小说和通讯特写。这样一直到苏德战争结束。1945年我又正式参加时代出版社和塔斯社工作，翻译方面的锻炼机会比较多了。
我学习俄语并从事翻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一股热情。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好逢到日本军国主义蹂躏我们的国土，接着希特勒入侵苏联，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生灵涂炭，苏联人民也遭到类似的浩劫。这两种侵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进行的滔天罪行。所以，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其次是通过学俄语培养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想为中国读者介绍些优秀的俄苏文学作品。解放后，作为专业翻译家主要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新垦地》（旧译名《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中间还翻译了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作品当时受到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的重视，向全国青年推荐，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连载，影响很大。书的中心思想是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就开始翻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1966年“文革”开始，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妄称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也因此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吹鼓手”，遭到冲击，全家受牵累，我在十年浩劫中两次处于生死边缘，好不容易总算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我主要翻译托尔斯泰作品，花了二十年时间把他的全部小说介绍过来。
英年同志，我简单说了说我的翻译经历，好让您了解我走过的道路。我主要想告诉您，我这辈子从事翻译，主要目的就是想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为苦难深重的人民做一些微小而切实的工作。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8]的说法是一个血腥的世纪。真的，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纪里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出现过多少种形形色色的“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空前的进步，但科学除了造福人类之外，又用最残酷的方式大规模屠杀人类自己。因此，总结20世纪的教训，我们在21世纪主要的工作就是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人类集体屠杀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首先必须制止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不能让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命运。而要制止这种现象，当务之急是要消灭愚民政策，要让多数人能够掌握真理，能够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能够不受形形色色的谎言和伪善行为所欺骗，能够用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一定要让每个人有权探索真理，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
我们从事俄苏文学的工作，必然离不开苏联从诞生到解体的这段历史。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到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因此对苏联文学也抱着同样单纯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政府对苏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全国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而在文艺界则相应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斗争。我们这些从事俄苏文学的人，有的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有的则响应号召积极投入“斗争”，全盘否定俄苏文学，口诛笔伐，拿它痛骂一顿。到了“文革”时期，在全国批判“封资修”毒草的“生死搏斗”中苏联文学（或者说苏联文艺）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然，荒唐年月的荒唐事件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衷心希望这种使人类蒙受奇耻大辱的事再也不会发生。
随着苏联社会的历史性演变，我们对苏联的真实情况也逐渐有所了解，那种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做法已成为过去。同样，对苏联文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已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要打破长期形成的观念很不容易，要重新评价像苏联文学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里需要勇气，需要胆识，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举个例子来看，高尔基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过去对高尔基的崇敬之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总是把高尔基看作苏联文学的绝对权威。记得我在青年时期学习俄语，常常把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草原故事》当作课文反复诵读，有几篇还能背诵其中的段落，在诵读时我也仿佛闻到俄罗斯草原的芳香。后来又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更增加了对他的感情。而对他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处境和真实思想却缺乏了解，即使知道一些，也往往是片面的，经过包装的。近年来，我读了以前未经公开出版的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的封存五十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对高尔基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更有了较深入的理解。现在，读了您写的《高尔基出国》《高尔基回国》《真实的高尔基向我们走近》《霍达维奇回忆高尔基》《老年高尔基之烦恼》《高尔基研究中的空白》等几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我们常说要在各个领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探索真理。可见对被歪曲的历史来个“拨乱反正”是探索真理的必要前提高尔基，而对一个人尤其是重要人物作正确评价，首先必须洗尽形形色色的化妆，不论这种化妆是在生前做的还是在死后做的。
您那几篇有关高尔基的文章，也像其他几篇文章一样，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一个未经包装的高尔基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读了那几篇文章，心情沉重，看到了高尔基所处时代的复杂和他内心的痛苦，但我并未因此减少对他的敬意，只为高尔基的遭遇感到无比悲凉。这样一位具有稀世天才和博大胸怀的作家，要不是遭到种种匪夷所思的愚弄和作践，他本来还可以活得更长久，还可以写出更多像《草原故事》那样沁人心脾的杰作，还可以发表更多真正振聋发聩的精辟见解，可是历史无情，高尔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度过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不过，我们说历史无情，往往是指在一段是非不分、功过颠倒的时期人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饱受摧残并蒙受不白之冤，而并不怀疑历史最后会作出“终审判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还人以公道。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有容许“拨乱反正”的大形势，还要在各个领域做大量切切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我们从事的俄苏文学这方面，几十年间有过不少混乱，使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一定影响。我觉得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有责任澄清许多被歪曲的事情，使大家能重新认识俄苏文学的许多真相，这样才会不盲目迷信，也不全盘否定。事实上，像高尔基这样的伟大人物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是影响十分深远的。
记得我在青年时期不仅读了些他的作品，还读过邹韬奋写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高尔基的形象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很高大的，而他的名字也总是同苏联文学分不开。最近读了以上提到的那几本书，又读了您那几篇文章，觉得以前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高尔基所处的环境真是太复杂了，他的精神压力真是太沉重了。如果高尔基没有他那种超人的良知和勇气，换了别人，他很可能变得消沉，屈服于强大的压力，甚至也为了保护自己而参加歌功颂德的合唱队，昧着良心充任总管文艺界的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高尔基不是这样的人，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总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真理，千方百计保护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他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俄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他还说：“摧毁俄国知识分子，就是摧毁俄国人民的核心。”
高尔基不仅这样明确地指出知识分子在推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且亲自以实际行动保护知识分子，到处奔走呼吁反对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要求当局尊重知识分子的权利，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困难，照顾他们的生活。他的活动远远超出一名作家或文艺工作者的范围，他的贡献自然也就比一般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要大得多。
高尔基不仅理直气壮地为人民为知识分子大声呐喊，呼吁公道，而且以自己的勇敢行为为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您文章中指出的，他拒绝为斯大林立传一事。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千方百计推行个人迷信，在舆论上竭力对他歌功颂德，巩固他的专政。他看到列宁去世后高尔基写了一本《列宁》的书，对列宁表达了他的真挚感情，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他满心希望高尔基也能写一本类似的书，替他斯大林树碑立传。他通过手下人鼓动高尔基做这件事，他看到以高尔基的崇高威望如能写这样一本书，一定能在苏联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也就能替他斯大林树碑立传，流芳百世。然而，不管斯大林怎样软硬兼施，手下人怎样威胁利诱，高尔基始终不为所动，顶住这股千钧压力。但高尔基却因此得罪了斯大林，使他的晚年过得十分凄凉，甚至有传说他的生命也因此提早结束。当然高尔基，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具体的证据，因此也不能妄加猜测。
说到斯大林传一事，我不禁想到青年时代读到过的一本书《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作者是法国作家巴比塞[9]，译者是徐懋庸[10]。当时徐懋庸译了这本书，又把这书送给鲁迅，还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鲁迅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回信。当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鲁迅气愤的原因，也不知道巴比塞其人和这本替斯大林树碑立传的书的背景，更不知道由于高尔基的拒绝巴比塞才担当了这个并不光彩的任务。可见有些事只能暂时愚弄人，一旦时机成熟，一切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
从您的文章里我还知道了以前一直被认为高尔基名言的一句话“如果敌人不投降，便消灭他”。现在才知道那是高尔基受欺骗而发表的一篇文章。1928年苏联发生“沙赫特事件”，1930年又审讯“工业党”。原来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读了有关这两件事的材料，完全受愚弄，就写了那篇影响极坏的文章。长时期里，高尔基的这句话常被利用来血腥镇压凡是对斯大林专政不满的人，而在中国也常被用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力武器。当然，这件事我们绝不能归罪于高尔基，只能说明高尔基受骗上当而被利用的一个悲剧。
读了您的文章，我还有不少感想，但今天暂时写到这里，以后如有机会我还会再给您写信的。祝笔健！
草婴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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