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兰在三河坝战役纪念馆，摸索着姥爷孙树成的画像。（大埔县电视台供图/图）
4岁时，母亲去世。她被送进孤儿院，又被送进庵堂当尼姑。为了活下去，她经常搀扶着一位盲人，沿街讨饭度日。
12岁时，她被姥爷送给一个大她11岁的男人当童养媳。17岁时，姥爷也去世。她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就剩下那个生死未卜的父亲。
姥爷临终前对她说，“你长大成人懂事了，一定要找到你爸爸孙树成，他已南下投奔革命了……”
她是孙淑珍。寻父，从此成为这个命运坎坷的女人大半生的执念。
在“南粤星火路”重走南昌起义军战斗历程的采访中，三河坝战役研究者罗斯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孙淑珍及其寻父的故事。
转机出现
23岁时，当了3年苦工的她盼来河北张家口重获解放。她积极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翻身，在生活上做主，多次当选为张家口市人民代表。
解放前，她一直不敢对任何人讲寻父的想法，怕说了惹事，会有生命危险。
解放后，她再无顾忌，豁出气力去打听父亲的下落。春去秋又来，父亲还是杳无音讯。
“我爸上哪儿了？他怎么就不跟我联系呢？”孙淑珍二女儿张桂兰说，母亲经常独自一人喃喃自语，姥爷的下落是她心底解不开的结。
转机终于出现。
那一天，她在纺织厂工作的大女儿张桂荣，拿着《人民日报》兴冲冲地来找她，“妈，报纸上有姥爷的名字”。那是1981年7月29日那期，王志之发表了《浴血奋战三河坝》的文章，提到了他任书记官时的主官孙树成，在三河坝战役牺牲。孙淑珍听着女儿一句句读着，“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那一晚，她彻夜未睡，深夜爬起床来，提笔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政府落实父亲孙树成的革命烈士身份。从那以后，她辗转拜访孙树成的老战友，为给父亲正名而奔波。
三河坝，这闻所未闻的南国之地，从此进入了孙淑珍和她女儿的生命。
王志之，这个大半辈子以写作闻名的作家，看到孙淑珍的信就想到年轻时那蒙着硝烟的日子。他说，淑珍呀，南昌起义到三河坝战役我都与孙团长战斗在一起。他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你受苦了，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你父亲是革命烈士，这个光荣历史一定要解决好……
在301医院的病榻前，身患重病的开国少将李逸民抱着张桂兰就哭了，“看到你，就看到我的老首长了……”
不久后，李逸民也病重去世。但他和王志之、阳翰笙等人的证明三河坝战役，大大推进了孙树成烈士认证的进程。
伸出的援手还有粟裕大将。同样出自叶挺国民革命军第24师的粟裕说：“要办，一定要为孙树成团长办烈士证书，让其女孙淑珍享受烈士家属待遇。”
1983年6月22日，在孙树成牺牲56年后，孙淑珍终于拿到了属于父亲的烈士证明。
张桂兰和罗斯城在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拜祭。（大埔县电视台供图/图）
热血男儿
拨开历史的迷雾，那是个属于热血男儿的大革命时代，血雨腥风与反抗烽火交织。1927年，“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的白色恐怖来袭，当时在常德进行声讨“四·一二”斗争的粟裕被国民党通缉，逃到了武昌。时任第24师师长叶挺，为收容接纳粟裕这样逃出原籍的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成立教导大队，粟裕任学员班长。
1927年5月17日，率兵击败叛乱的夏斗寅军后，孙树成中校调任第24师教导大队大队长。他曾跟随叶挺东征西讨，参加汝城、攸县、醴陵、平江、汀泗桥和武昌诸北伐战役。他有勇有谋，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战绩卓著。
年轻的面庞下，他已经是个老革命。这个江苏小伙大学毕业后，就跟随岳父楚宝树、爱人楚小桂在北京参加党的秘密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个年头，他光荣入党。
这一年，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350名学生从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埔军校第1期学员，孙树成就在其中。孙中山对他们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孙树成，这个在大革命高潮投身洪流的大学生、共产党员、黄埔教官，将迎来人生中最险峻的一道急滩。
按照党的安排，孙树成参加南昌起义。1927年9月，南下广东的起义军在大埔县分兵，主力继续进攻潮汕，由军长朱德率3000多兵力，扼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军，阻击尾追之敌。第74团团长孙树成奉命率部布防在三河坝东文部阵地上。
10月1日入夜时分，敌钱大钧部进抵三河坝，强夺民船20余只，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开始渡江。起义军采取“半渡而击”的作战策略，与近10倍的敌人激战三天两夜。孙树成带病指挥，顶住了来犯之敌钱大钧部第20师十几波的冲锋，始终保住阵地。10月3日黄昏，他还派兵向左侧第75团增援，使第75团再次杀退敌人，夺回了阵地。
三江合流，汀江、梅江、梅潭河在此汇合成韩江。水势凶猛，炮火轰鸣，人的性命如浮萍般飘无所依，一个浪打来，便沉入河底。
战斗至第3天，浓雾锁江，敌人援兵不断、起义军弹少人疲。为了保存力量与潮汕主力会合，朱德命令转移。10月3日晚，孙树成奉命率全团余部最先撤离战场。
暗夜里，一阵密集的枪声猛地炸起，当第74团先头部队进入湖寮境内河腰地段时，遭敌钱大钧部第28师突然袭击。激战后，第74团战胜敌人，可他们的团长却倒在了离胜利一步之遥处，年仅27岁。
魂归故里
从找到父亲下落那天起，孙淑珍一直把孙树成遗像挂在家里显眼处，“让他老人家和他的女儿在一起”。
“大眼睛，四方脸”，这是张桂兰眼中的姥爷三河坝战役，她摩挲着孙树成的遗照说，那是孙树成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照，25岁的他意气风发。
孙树成的遗骸散落在战场，再也找不回，但他的英灵已与这片土地不可分割。
1984年清明节，孙淑珍一家三口，从河北省廊坊市第一次来到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走访孙树成指挥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绿竹千竿，笔枝尾山山腰，朱德手书的纪念碑屹立于此。
沿着288级的石阶，走到15米高的纪念碑前，手捧烈士证明书的孙淑珍，哭喊着“爸爸！爸爸！”她向烈士们行礼，致敬，向前来瞻仰的人群发表演说，“我要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前进”。
临走前，她俯身捧起纪念碑附近的一包红土，装进骨灰盒，作为父亲的“骨灰”，带回家乡，寄托哀思。
张桂兰和罗斯城在梅县机场再相见。（大埔县电视台供图/图）
书信结缘
在31岁之前，作为本地人，罗斯城从未听说过三河坝战役。
1961年，大埔面临经济严重困难之时，中共汕头地委从先进地区调来一批领导干部。新任的大浦县委书记丘克明、县长任庆然经过深入调查，他们发现三河坝战役这段史料，认为可以革命英雄事迹鼓舞全县人民发展经济的斗志。由此，大埔县政府决定，在三河坝主战场，花2万元兴建烈士纪念碑。
1964年，碑成，那一年，罗斯城31岁。碑座上，刻着当年第25师师长周士第撰写的碑文：“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仁同志，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睛川同志和几百个中国人民优秀儿女光荣牺牲。”没提到孙树成，在周士第的回忆文章中说“七十四团驻地记不清楚”。
1980年初春，县委指派罗斯城接待北京来客。朱德之女朱敏，当年参战的赵鎔中将，亲临三河坝战役现场，查访朱德的史实。当地60岁以上老人被召集起来座谈，与赵鎔中将一起回忆当年战况。
罗斯城开始走近这场战役，从1982年开始，罗斯城出任大埔县委宣传部长兼首任党史办主任，他开始写关于三河坝战役的研究文章，起初是工作，后来成了一份情结。
廖源华，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馆馆长，烈士后代，从26岁开始，就守护这个陵园。1991年，罗斯城偶然从廖源华处知道了孙淑珍的故事，他把这碎片般的孙家家史拼成一稿，寄给孙淑珍审改，他与孙家的情谊从这一封信开始。
孙淑珍回了一封厚厚的信。见信如见人，罗斯城高兴得“一连看了三遍“。孙淑珍说：“咱们虽素不相识，但由于你对革命无限忠诚、敬重，使我们联系在一起……”
孙家的故事在一封封信中清晰起来，通过罗斯城见报的文章，孙树成的名字在这片他长眠的土地为更多人知晓。
“几十年的心愿，终于在有生之年找到了我的生父孙树成。人虽然没活着，但下落清楚了。”这封寄自1997年的信，是孙淑珍给罗斯城最后一封信。
1997年6月24日，孙淑珍逝世。她人生最后的愿望是，“我是烈士孙树成亲生女儿，我去过三河坝瞻仰过父亲3次，父女骨肉亲啊！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三河坝韩江边笔枝尾山上，安葬在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的周围，让我与父亲生前未见过面，死后埋在一起，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父爱，也能使女儿尽点孝心。”
生前未相见，死后续亲缘。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底，沉睡着数百具烈士遗骸。而在紧挨着纪念碑基座旁，矗立着一方不属于烈士的墓碑：”孙树成烈士女儿孙淑珍墓”。
孙淑珍就长眠于此，陪伴在父亲身边。
2017年3月10日，孙淑珍二女儿张桂兰回到大埔县。在梅县机场，两位老人相见。
“十年没有见了，伯伯，你还好吗？”张桂兰快步走来。
“我给你打了多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我写信给你又挂号退回来。”罗斯城问道。
“家里搬家后住址换了，电话也变了。”张桂兰解释道。
点上一对长明烛，摆上一盘母亲爱吃的苹果，献上一捧菊花，白发苍苍的张桂兰再次站在纪念碑旁，给母亲上坟，给烈士行礼。墓碑与纪念碑相望，骨肉亲情与报国忠义，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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