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在经历了连年战乱后，可以说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废除严刑峻法，采用黄老思想，实行清净无为，使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又经过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几代人对“无为而治”的毫不动摇的贯彻落实，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果——“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
图1：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按道理来说，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取得了这么好的发展成果，应该继续一以贯之才对，为什么后来复兴了儒学，甚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我们一直都说生产关系应当与生产力相适应，任何架空时代的讨论都是耍流氓，所以不妨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从黄老思想、儒家思想的时代适应性去谈，这个问题或许能更加清晰。
黄老思想的成功与局限
西汉王朝，是在废墟中建立起来的。中原文明经历了战国时代的百年纷争，秦朝横扫六合之后又是筑长城、修驰道、凿灵渠，每个工程都征用了大量民夫，不久秦末大乱，又是连年战争……历经两百年的纷乱，导致人口锐减，城乡破碎。西汉艰难立国时，穷到什么程度？连皇帝出行都只能坐牛车。据说汉高祖刘邦还曾两次修缮京师长安城，征发附近六百里内的男女夫役，每次都仅有十四万五六千人，连长安城附近人口都已经凋零到这种程度，其他边远地方可想而知了，真可谓“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安定民心，修养民力是官方和民间的共同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期需要。它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说白了就是官方“不折腾”，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图2：老子与孔子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没有像秦朝那样大规模的苛政徭役，官僚集团不干预民间生产，实行低税率——开始是“十五税一”，后来为了鼓励农民努力耕作，进一步降低为“三十税一”，汉文帝时甚至还有十五年免除了农业税。对于商人的政策约束也大大放松，开放山林川泽，允许民间经营，从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经过前后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无为而治”，汉初的民生经济得到了极大恢复。文景之治期间，“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不仅仅民间，官方也得到了实惠，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图3：萧规曹随
如此看来，自由放任的政策让全社会都得到了实惠，各阶层都收获了利益。那这是不是一种完美的政策呢？
当然不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连老子自己都说“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循环变化中前进。“无为”本身，又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景帝年间，黄老思想的局限性就开始显现。
黄老思想主张所主张的顺应自然，清静无为，在百废待兴的汉初，是非常适应休养生息的需要的，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废黜，且都给西汉带来了很强烈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
（1） 对于社会上层而言，随着经济基础的积累，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黄老思想缺乏约束力，导致诸侯产生了离心倾向，构成对汉朝政权的威胁。如吴王刘濞就依靠大海的优势采铜铸钱，煮盐贩卖，牟取暴利，还暗地里训练兵士，图谋造反，“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废黜，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局面，直至酿成”七国之乱“。
（2）对于社会下层而言，过分的自由放任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豪强兼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干扰。《史记》上记载了山东济南郡豪强大族瞷氏的故事。瞷氏仗着宗族人多势众有钱有势，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强占了农民许多土地，又放高利贷做黑市生意等，济南郡几任太守都拿他们内有办法，”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百姓怨声载道，却又无处伸冤。后汉景帝空降了酷吏郅都到济南郡，”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济南郡才恢复了昔日的平和。
（3） 对国家之外而言，面对匈奴等的侵扰，黄老思想放任自由的框架下，缺乏有力的对抗措施。汉初在外交上处于劣势,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就一直主动与匈奴和亲，但效果都不显著，匈奴的侵扰一直不断，外交上非常被动。
图4：七国之乱
用黄老思想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说明它不利于汉朝的巩固与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推移，西汉管理者对于黄老思想的这些缺陷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这给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机会。
儒学与时俱进的自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段时间里，儒学不是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它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在先秦时期，儒学未与君权结合，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而进入汉代，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并逐步得到官方认可，渐渐成为管理者“守成”之学。这主要得益于几个方面：
（1）汉初宽松的思想土壤。在这一时期，虽然管理阶层崇尚的是黄老之学，但黄老思想反对人为干涉和纠正，并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发展，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汉惠帝正式废除“挟书律“后，开放民间学术活动，儒家经典的研究与传授风行，在民间逐渐上升至”显学“地位。
（2）儒家讲求经世济用，能解决实际问题。与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不同，儒家主张有所作为，他们在刘邦还在与楚霸王项羽鏖战时，就一直积极进取，试图影响刘邦。刘邦是楚人，出身布衣，“不修文学”，早年可以说非常讨厌、轻慢儒生，有人戴着儒生的帽子来拜访他，刘邦却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尿溺以辱之”。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刘邦看来，能打仗的、能干活的，当然比只能写文章的、动动嘴皮子的儒生有用。不过，刘邦后来又任用了一些儒生，只是因为他发现，儒生放对了地方还是管用的。比如，他任用陆贾去游说赵高，趁机攻破武关；后又派陆贾出使南越，游说赵佗归附汉朝，不费一兵一卒获取大片江山，同样的地盘，后来吕后派大军去都打不下来了。汉得天下后，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刘邦骂道：“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这让刘邦好好反思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并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成败原因，“述存亡之征”。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从陆贾的《新语》，他与先秦儒家崇尚古人的思想已大有不同，是个厚今论者，主张“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反对泥古保守，这种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已经在百废待兴凡事注重实效的汉初大受欢迎。
图5：刘邦与郦食其
（3）儒家对于礼仪的规范迎合了管理者的心理需求。要说儒家学说的实用性，可能对汉高祖刘邦刺激最大的，就是被司马迁成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定汉代朝仪了——这让刘邦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儒家所说的“礼“的重要性。汉高帝五年，诸侯们在定陶拥戴刘邦做皇帝。那天大家喝醉了都很高兴，刘邦的大臣们大多是来自楚地的平民百姓，且多为屠狗买缯之辈，文化素质都不高，“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混乱的场面让这位新皇帝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叔孙通趁机奏请制定朝仪，刘邦说“可试为之”。于是叔孙通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由衷感慨：”吾乃近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其弟子也都封官。如果说陆贾《新语》的撰著还有个人才华的成分的话，叔孙通制定汉仪则是儒家“礼”的思想对于刘邦的一次正面冲击。从此，刘邦对于儒学的态度也由蛮横谩骂转变为敬重尊崇，他在《手敕太子文》中甚至反思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南征英布班师回朝过鲁地还，还”以太牢祠孔子“，其对于儒学的态度已然根本转变。这一转变，为后世儒学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便利。
图6：叔孙通
（4）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认为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不仅有“举孝廉”的制度，“凡行孝道,孝名远播者,即察孝廉,推荐为官”，而且惠帝以下历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这也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叔孙通在汉高祖九年做了太子太傅，就经常用“仁孝”观念来规范太子，并使得“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这迎合了汉初发展小农经济的需求。小农经济本身非常脆弱，“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小家的安稳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而儒家的孝道观念，则是最好的家庭粘合剂，又可以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汉代管理者” 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把小家庭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帝王自己亲自为表率，使得从孝到忠的转化更加自然，孝道观念延伸到政治范畴，”孝忠一体”。
图7：汉惠帝刘盈
（5）董仲舒“天人三策“使儒学与君权完美结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非常喜欢积极进取的儒家学说，他颁布”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董仲舒就是这个时候被举荐进京。汉武帝曾三次诏董仲舒策问，董仲舒趁机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第一次，董仲舒用儒家“三皇五帝“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天人感应“的观点，”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第二次，董仲舒论述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管理的关键堤防。
第三次，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为巩固管理，应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一方面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又依托君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因此受到重视。
内有七国之乱等教训，又有北方匈奴的威胁从未间断，只有先内治才能抵御外敌，汉武帝自然明白中央集权的必要性。董仲舒这套思想的提出，恰好为其集权行动找到了理论依据，因此武帝对董仲舒大为赞赏，不仅接受了“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派他到江都王那里为相，后世也称董仲舒为”阐道醇儒“。
图8：董仲舒
（6）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官学定调。汉初的“无为而治”适应了休养生息的需要，发展了生产，但其“因循为用”，漠视礼制，破坏了等级制度，导致经济繁荣而社会不安。为了政治稳定，集权势在必行，在思想上也需要改变自由的氛围，统一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起用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为后来汉武功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盛景。
图9：汉武帝
（7）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巩固儒学独尊地位。与董仲舒一样，平津候公孙弘也是在“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诏令中突围而出的。他的对策深得武帝赏识，被武帝亲自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从那以后，他以一介儒生身份平步青云，“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成为“逆袭”的典范。
公孙弘对儒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为丞相期间《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的重要建议被采纳，“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在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额)，由郡国选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在中央官学之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国立学校，招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按成绩差使。这相当于确立了汉代的教育制度，把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学而优则仕”，于是学习儒学蔚然成风，同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官吏中儒学学者比例不断提高，进一步保障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及儒家在政治上的连续性。
图10：公孙弘求诏
至此，历经汉初四任帝皇，经过几代儒学大家的不懈努力，儒学终于完成了由在野到在官的“逆袭”历程。从此往后2000年，其“官学”地位从未动摇，“儒“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汉初儒学的复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黄老思想的局限性突显，在诸侯、民间势力等日渐壮大，而黄老思想却漠视礼制，缺乏约束性，导致了社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统一思想成为必然趋势。而儒学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其经世济用的特点使其极具实效，又因其能与时俱进，主动与君权结合而被采用，最终稳固发展，成为历代统治思想。这一过程，正是儒学强大生命力与适应性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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